15岁时，娜塔莉-史密斯（Natalie Smith）发现她没有子宫。”作为一个女人， 突然你发现你不能生孩子。即使你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要孩子，但你意识到的是自己有问题。”
这种情况叫做“迈尔-罗基坦斯基-库斯特-豪瑟综合征（MRKH）”的出生缺陷造成的，诊断结果是确定的。“诊断结果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我的价值观。”
现在34岁的史密斯正坐在她阳光明媚的郊区厨房里，隔壁房间里有她4岁的双胞胎在玩耍。这些女孩是代孕的结果。”那是在我结婚后，我正在看心理咨询师，因为我仍然对MRKH非常郁闷。而我的治疗师对我说，’你对代孕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担心我无法控制结果，会不会被人利用。我认为总的来说代孕都是消极的”。我的治疗师说“你有没有想过代孕结果可能是积极的? “
根据英国法律，商业代孕是被禁止的：代孕中介公司不得为代孕妈妈做广告，也不得从代孕服务中获利，代孕妈妈也不能收取费用。因此，史密斯和她的丈夫乔恩有一个选择：在英国找一个足够无私的人怀上他们的孩子，只需要非常有限且必要费用；或者去海外代孕，去商业代孕合法的国家。比如俄罗斯、乌克兰、印度等等。或者–对于那些有钱人来说–选择美国代孕。美国的代孕中介机构往往收取超过10万美元（6.5万英镑）的费用。
他们与英国代孕组织（SUK）取得了联系，这是一个英国代孕自助组织，该组织举办一些社会活动，让 “预期父母 “和潜在的代孕妈妈可以见面；一旦匹配，它还提供支持。这对夫妇为了代孕投入到社交活动中。”我们为了代孕社会活动排满了日程表，我认为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的曝光率，”史密斯说。”SUK的礼仪是，你永远不能“要求”代孕妈妈帮助你，所以前几次活动是无效的，因为我们当时总是在想，’选我，选我’。
“后来我们聊了七个小时。就像当初见到我老公一样，感觉她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然后他们遇到了28岁的珍妮-弗伦奇，她是临终病房的一名医护人员，也是三个男孩的母亲。”我们不停地聊了七个小时，”史密斯说。”这很像我当年遇到乔恩时的感觉–就是那种遇到The One的感觉。第二天我们就接到电话，告诉我们她愿意做我们的代孕妈妈。”
代孕被称为 “被时间遗忘的生育方式”。在英国，虽然其他生育治疗的法律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但英国代孕法30年来基本没有改变。预期父母、代孕妈妈、一些国会议员和许多法律界人士现在都同意必须做出改变。但是，虽然有些人主张采用类似于美国一些州的商业代孕模式，但娜塔莉-史密斯（Natalie Smith）和SUK(她现在是其受托人)强烈抵制这种做法，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利他代孕必须保持在英国代孕法律主导型的核心地位。”SUK的整个精神是’友谊第一’，”史密斯说。”我们必须避免那些会嵌入商业代孕方式的改革：代孕合同、代孕交易、暴利。”
对于SUK的规则，在代孕妈妈表达愿意帮助预期父母后后，会有三个月的 “了解期”。”在这期间退出会是可以接受的，”French说，”但代孕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如果有什么不对劲，你就不应该继续下去。”
如果一切顺利，就会拟定一份代孕协议。每一个细节都会被考虑到，史密斯说：”代孕妈妈怀孕期间和孩子出生后的接触程度；每个人对饮食、吸烟、喝酒的看法；在哪种情况下会考虑终止妊娠，等等。” 也是在这个时候，双方就一些费用问题达成一致。
根据英国法律，这些协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代孕妈妈和她的丈夫（如果她已经结婚）是默认的孩子的合法父母，尽管根据法律，孩子必须是采用预期父母的卵子、精子或（如Natalie和Jon的情况）胚胎孕育的。为了成为孩子的合法父母，预期父母必须在孩子出生后六周到六个月之间向法院申请父母令。这让很多人感到恐惧，他们担心代孕妈妈可能会决定保留孩子，这也是一些英国夫妇决定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海外代孕费用高昂。
但史密斯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书面意向书？当然可以。一份代孕合同？不，我讨厌（合同）这个词。”
代孕协议达成后，娜塔莉和乔恩的两个胚胎被移植到了弗兰奇的子宫里。”胚胎移植时，珍妮、乔恩和我都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去参加每一次B超孕检。每当双胞胎有什么动静，珍妮就会打电话给我。” 在双胞胎剖腹产出生时，史密斯说她早已经认识他们了。
她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弗伦奇在手术后躺在手术台上，面带微笑；史密斯坐在她的身边，两只胳膊上各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小婴儿。她的眼睛很大，充满了泪水。
自从生下这对双胞胎后，弗兰奇将自己的卵子捐给了另一对不孕不育的夫妇（结果生下了一个男孩，现在已经18个月大了），并生下了另一个代孕宝宝霍普。这个孩子是用弗兰奇的卵子孕育的，因此是她生物学意义上的亲生孩子。弗伦奇说，这对她如何看待怀孕，或者孩子的问题没有任何区别。她坚持认为，为人父母不是关于遗传关系或是否在你的子宫里孕育一个孩子。”这是关于目的。”
但代孕同样是一种情感上的承诺。”在生孩子的事情上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看到希望，”弗伦奇说。”我们开始用我的卵子做试管婴儿。我们有两次流产，所以当代孕妈妈决定帮助我们时，我们松了一口气。” 弗兰奇喂养了霍普好几个月的奶水。
Jenny French代孕每一个新的婴儿都会介绍给自己的儿子，当史密斯双胞胎出生时，Jenny French的三个儿子分别是2岁、4岁和9岁。”我的大儿子就说，’只要你不把她们带回家，让她们玩我的玩具，我就很开心’。” 弗兰奇和她的儿子们与她帮助过的所有家庭都有持续的友好关系。”我把自己代孕的孩子们当做侄女和侄子一样看待” 她在霍普出生后与丈夫分居–她说，这是一次友好的分居，与代孕无关；但每当有娜塔莉、乔恩和双胞胎在身边时，她仍然邀请他过来。”他是代孕过程的一部分。我们都相处得很好。”
弗兰奇的开销包括代孕期间的收入损失、孕妇装、去医院的孕期检查的通讯费和车费，以及产后几周的一些护理。因为她在怀孕期间有时太累了，没时间给孩子做饭：这些费用没什么过分的，她显然不是为了钱做代孕妈妈，那么她的动力是什么呢？
“我很容易就怀上了我的大儿子，但怀上第二个儿子却很难，”她解释说。”这让我对那些无法怀孕的女性有了了解。因此，当我最终有了我的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孩子，我感到非常幸运。我想，’现在我拥有了一切，我可以帮助别人。”所以她就这样做了。”看着我帮助的人也有了孩子，每次都很开心。”
当我们谈话时，弗兰奇刚刚发现，她为第四对夫妇怀的孩子没有心跳，她很快就会流产。弗伦奇说，这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难过，但她会尽快尝试再次怀孕。”要继续下去，这样做是因为最终的目标是帮助他们拥有自己完整的家庭。”她说，
“人们误解了代孕妈妈，每个人都凭想象说代孕妈妈是可怜的女人，自己孕育孩子，然后把轻易交给他人”史密斯说。但对珍妮来说，这恰恰相反–驱使她的是当她看到预期父母们抱着孩子时脸上的表情的那一刻。她很爱自己代孕的孩子们，但就像一个阿姨。把自己生的孩子交给预期父母的动机绝对不是轻率的，但也不复杂。”
“代孕是关于友谊的，”French简单地说。问题是，有时友谊会破裂，造成严重的后果。
2014年1月27日，小M出生了。小M是用网上购买的人工授精工具受孕的。她的父亲和Natalie Smith是多年的朋友。由于法律原因，孩子和她的父亲的名字不能公布，但就连孩子的名字，她的母亲Smith和父亲H之间也有争议。
据H(他是同性恋者)说，他和他的伴侣与Smith达成了代孕意向，Smith同意将孩子交给他们抚养。据Smith说，从来没有任何代孕协议。相反，她说她和H–一个25年的朋友–有一个共同养育孩子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她们将共同抚养孩子，”就像两个已经离婚但有共同孩子的异性父母一样”。
最终，鉴于双方的争议，案件最终在孩子15个月大的时候被送上法庭。孩子父亲和他的同性伴侣由一名著名大律师代理；母亲则在大部分诉讼程序中自我陈述。
法官Russell女士明确表示，虽然要决定的问题是孩子的居住和联系问题，而不是法律上的亲子关系，但确定谁说的是真话，对任何有关孩子最大利益的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Smith说，从第一天开始，她就觉得法官已经决定了。”她看我的眼神，她和我说话的方式……然后她看H和他的同性伴侣的方式，以及和他们说话的方式。”
经过5天的听证会，法官站在了孩子父亲一边。提到之前的一个 “代孕受精 “案例，法官说。”根据可能性的考量，我认为Smith故意误导H和他的伴侣，只是为了让自己怀孕，而不是为了替他人利他代孕。”
“虽然承认Smith能够很好地照顾小M”，但法官对她 “在这个婴儿的生活中扮演的过度情感联系和高度参与的角色 “表示关切，指出Smith仍然用母乳喂养M，长期照顾小M，而且 “没有任何重返工作岗位的时间表”。法官裁定，孩子应该从母亲（Natalie Smith）身边带走，将全部监护权交给父亲，父亲的伴侣则享有全部的亲权。
“判决当天，我不得不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Smith哭着说。”没有过渡期，什么都没有。小M在家里，所以我的一个朋友要把她带到高等法院去，我完全被吓坏了。我坐在门口处，别人给我纸巾，我在等我的朋友和我的孩子。我在高等法院的大厅里的长椅上给她喂奶，。然后我被告知我必须把孩子交出来。我的孩子睡着了，我在想，’她醒来后会怎么想？”
我在高等法院的长椅上给孩子喂奶，然后我被告知我必须把她交出去。
从那天起，Smith被允许每两周在联络中心与孩子进行一次短暂且有监督的探视。”她叫我妈妈，然后她被带走了。她回过头来看着我，我看到她很疑惑。真让我心碎。”
法庭判决书中承认了孩子被从母亲身边带走的长期影响。”M还很小，很快就会适应… 很不幸，这个案子是另一个例子，说明预期父母与代孕妈妈之间私下达成的协议是容易出问题的……”
小M的父亲的律师是Natalie Gamble，她和法官一样感到沮丧。Gamble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在为 “另类 “家庭做代理和辩护。她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她和她的同性伴侣有两个孩子，都是由匿名捐精进行人工授精而生的。当时，非生物学意义上亲生母亲没有父母权利，甘博（Natalie Gamble）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自己的家庭更有保障。
甘博(Gamble)现在经营着英国知名的生育律师事务所之一，她的职业生涯不仅帮助女同性恋母亲，还帮助其他在试管婴儿诊所、亲子父母令、捐卵和捐精纠纷、共同育儿协议等方面挣扎的人。在她索尔兹伯里办公室的墙上有一个针板，上面挂满了感激的客户寄来的婴儿照片：穿着芭蕾舞裙的小女孩和戴着 “我爱我爸爸 “的双胞胎婴儿。
Gamble过去遇到的许多案例都因为英国2008年的《人类受精和胚胎法案》规范了，该法案做了很多工作，让同性和单身父母与异性恋夫妇在英国享有同等地位和权利。但英国立法者在那些认为给代孕妈妈付费相当于 “贩卖婴儿 “的人的说服下，决定不解除对商业代孕的禁令。甘博认为，因此，通过代孕生育的家庭在法律上特别不利，许多人因此最终寻求她的帮助。
她现在正站在修改法律的前沿，使之更符合美国加州的模式。在美国加州，预期父母除了支付基本的代孕费用外，还要支付一笔 “不便 “费（约2万-3万美元-1.3万-2万英镑），并且在代孕的孩子出生前就得到法律认可其亲子权利。甘博希望看到规范而透明的代孕费用、具有约束力的代孕合同/协议和出生前的命令（Pre-birth order），从而实现父母亲子身份的立即确立。
“在我看来，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再想办法获得合法的亲子权利是没有意义的”。2013年，Gamble成立了一家名叫”辉煌起点”的代孕机构。该机构对代孕咨询服务收费500英镑外加增值税，对代孕妈妈与预期父母的匹配收费7000英镑，对父母的全程支持收费5500英镑。受英国法律约束，它是非营利性的，但对甘博来说，这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正在创造一个适当的代孕模式。这就是我们如何在英国推进代孕的方式。”
Gamble认为这是一个常识：”我们的代孕法律让代孕变得充满不确定性和高风险。那么会发生什么呢？每个人都去了国外代孕。然后回到英国说，’哦，这是我们的孩子，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做？” 那法院会怎么做呢？”他们会一点一点地改变政策，一点一点地改变， 直到原有的政策被彻底改变。”
2008年，第一起海外代孕案在英国法院被判决。一对英国夫妇去了乌克兰，那里的一位已婚代孕妈妈同意用预期父母中父亲的精子和捐赠的卵子创造胚胎，然后移植胚胎进行代孕，后来双胞胎婴儿出生了。
英国法律明确规定：怀上孩子的女人是孩子的合法母亲，不管孩子的基因来源如何，也不管孩子是在哪里受孕的；与生孩子的女性结婚的男人是合法的父亲，不管使用的是谁的精子。所以在本案中，乌克兰代孕妈妈是双胞胎的法定母亲，代孕妈妈的丈夫是孩子的法定父亲。
乌克兰法律也很明确。在那里，商业代孕是合法的，代孕妈妈和她的丈夫既没有父母的地位，也没有父母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根据乌克兰法律，英国夫妇是唯一的父母。从法律上讲，这对双胞胎是没有父母的，没有国籍的。所以英国法院做了唯一能理智的事情：承认英国夫妇是他们的父母，英国是他们的国家。
下一个 “削足适履 “的案例是2010年的L宝宝案，该案推翻了代孕妈妈应出于利他主义而非金钱的原则。L宝宝是在美国伊利诺伊州通过商业代孕出生的，父母则是英国人。英国高等法院批准了英国父母的亲子权利，并确立了这样的原则：除非外国代孕案件是 “最明显的滥用公共政策 “的情况，否则总是会批准父母令。
我儿子在学校一年级有三个朋友是代孕出生的。这比十几年前真是很大的转变
2013年，一对夫妇向美国代孕妈妈支付了56,750美元（约合37,000英镑），但还是获得了英国的父母令，事实上在英国，任何关于代孕支付的限制都被推翻了。这是当时英国法院承认的最高支付金额，尽管此后还允许支付更高的金额。”英国法院在每一个商业代孕案件中都承认有偿代孕，”Gamble说，”所以我们已经有了商业代孕。虽然英国法律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商业代孕，更没有明确的规定。”
英国的代孕政策也是为了保护代孕妈妈不受剥削、胁迫和贩卖。在现在去海外进行生育治疗如此容易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也是一些代孕目的地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一系列代孕丑闻发生后，泰国对外国预期父母关闭了代孕大门；尼泊尔在2015年暂停了商业代孕；印度也限制非印度籍的外国人在印度代孕。然而，新的代孕市场正在不断涌现（例如墨西哥和希腊）。
为了保护代孕妈妈，法律明确规定代孕妈妈在孩子出生后，如果没有代孕妈妈的书面同意，就不能承认预期父母的亲子权利。但在2012年，在 “D “和 “L “的案例中，这一原则也被推翻。
“D”和 “L”是一对双胞胎男孩，与他们的同性恋父亲塔里克和马克在英国生活。这对双胞胎是在印度海德拉巴的一家试管婴儿诊所里孕育的，使用的是塔里克的精子和匿名捐献者的卵子，由一位预期父母从未见过的印度代孕妈妈怀上。
“我们在男孩出生前六周开始意识到有问题，”塔里克说。印度海得拉巴的试管婴儿诊所无法告诉这对同性伴侣他们的双胞胎会何时出生。于是印度的试管婴儿诊所告诉了他们一个完全随机的日期。结果是这对伴侣错过了孩子出生。”我们找到他们时，孩子已经出生超过48小时了。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为了获得父母令，塔里克和马克需要证据证明代孕妈妈在孩子出生后六周内已经书面同意移交孩子。这对同性伴侣所拥有的只是一份来自诊所的文件，这份文件是代孕妈妈在出生后12小时内签署的。问题是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位印度代孕妈妈了。
在Gamble的帮助下，他们设法拿到了婴儿的英国护照，并回到了英国。尽管没有印度代孕妈妈的书面同意，但这对同性情侣的亲子权利还是被批准了。塔里克一直没有查到孩子们的印度代孕妈妈的下落，至今也不知道她的身份。”你只是希望得到代孕妈妈签署的移交孩子的同意书。你必须认为，如果这位印度代孕妈妈反悔了，她可能会向警方报案……她只是签署了一份宣誓书，说她确实收到了钱，这是我们唯一的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几乎没有选择，只能批准父母令：如果英国法院不这样做，那么替代方案是将婴儿从慈爱的父亲那里带走，并将他们交给印度孤儿院。
英国现行代孕法律中为数不多的没有被删去的部分是禁止单身代孕。2015年初，一名单身男子凯尔-卡森（Kyle Casson），他的母亲曾是他的代孕妈妈（使用他的精子和捐赠的卵子），他被迫走收养程序，收养了自己的孩子。9月，一名在美国代孕生子的单身男子也被拒绝了抚养令，这意味着美国代孕妈妈–他与孩子没有血缘关系，也无意成为孩子的母亲–在英国仍然是法定的母亲（但在美国却不是，因为父亲权利已经被认可）。该男子可能会寻求宣布该法律与他的人权不相容，这将给议会施加压力，以审查法律。
Gamble认为法院总体上做出了很好的决定，但她和SUK都认为，我们实际上允许代孕法被法官一次一次地改变。谁也无法保证这种改变总是向着更人性化的方向迈进，这让人感到不安。
Gerald Holden，Gamble的另一个客户，也同意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再想办法是没有意义的，”他说。现年51岁的Holden曾是巴克莱银行的高级主管，现在和46岁的德国合伙人米戈在南非拥有一个葡萄园。他在世界各地都有房子，足够富有，可以四处购物。代孕在德国是非法的，所以在德国代孕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他们也排除了英国，因为在英国代孕合同无法强制执行。
最后，他们选择了南非代孕。在那里，卵子捐赠者是匿名的。(“有些人说，孩子们可能想知道他们的母亲是谁，”Holden说，”但那不是他们的母亲：那是一个捐献卵子的人。”) 在南非，商业代孕是非法的，所以从法律层面不能向代孕妈妈支付必要费用之外的钱，只需要支付很少的费用，不过Holden不会介意支付更多的费用。”我们应该鼓励商业代孕。” 在Holden看来，最重要的是南非的法律为预期父母消除了很多风险。
Holden解释说。”我们有一个三方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代孕协议。我，我的伴侣和代孕妈妈，同意代孕; 我们都签署了代孕协议，然后去开普敦高等法院找法官盖章。这是一个法院命令–比普通的代孕合同更具约束力。唯一可以推翻它的方式是法院，历史上他们没有推翻任何一个代孕协议。”
第一次代孕很顺利（罗斯科，4岁），第二次代孕也很顺利（广，15个月）。两位代孕妈妈都是为Holden工作的女性，她们都愿意帮忙代孕，而且她们都还是朋友和同事。Holden之所以会出现在Gamble的办公室里，唯一的原因是，虽然他出生在英国，但他和他的伴侣都不是这里的常住居民。Holden希望在英国被承认为孩子的合法父母，并希望他们的孩子拥有英国公民身份–然而在当时，非英国国籍的预期父母不能在这里获得父母权利令。法官再次从孩子的最大利益出发，裁定授予Gerald Holden父母权利令。
“罗斯科是双语的–他会说德语和英语，”Holden说。”他的生活并不寻常：他在一个45英亩的葡萄酒农场长大。他有宠物猴，有狗，有40名员工。还有我，我是爸爸，米戈也是爸爸，或者有时是’爸爸妈妈’，有时是’妈妈爸爸’。但他认为代孕是一件完全正常的事情。他在一所私立学校上学，同年级有三个朋友，他们都有两个爸爸，都是通过代孕出生的。
“即使在过去的五年里，代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例子可能已经导致了另外10个孩子的出生。通过展示代孕是可行的，我们在一个充满爱、友好和培养的环境中把孩子带大。”
Holden认为英国应该鼓励尽可能多的幸福家庭。”应该允许向代孕妈妈支付合理的费用。而且一定要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孕前父母亲子权利令（Pre-birth Oder），对单身男性或同性伴侣开放。捐卵者的匿名性非常重要。”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商业代孕模式。
但这真的是鼓励幸福家庭的最佳方式吗？SUK的报告表明不是。他们进行了英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代孕妈妈和预期父母的调查，他们的发现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
人们认为海外代孕在英国已经司空见惯，这助长了人们对允许商业代孕的呼吁。在2014年一场被广泛报道的威斯敏斯特辩论中，时任保守党议员杰西卡-李表示，在英国每年约有1000-2000个孩子由代孕妈妈分娩出来，其中高达95%的孩子在海外出生。SUK找不到一点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其研究结果表明，这一数字要小得多。
同时，SUK发现，英国利他主义代孕模式在重要方面运作良好：大多数代孕妈妈收到的费用不到1.5万英镑(平均为10859英镑)，而且不希望被过多的支付费用;许多代孕妈妈不止一次地进行代孕，而且大多数代孕妈妈与预期父母及其子女保持长期联系。
剑桥大学家庭研究中心主任、《现代家庭，新家庭形式下的父母与子女》的作者苏珊-戈隆博克教授赞同SUK的新报告。”最关键的问题是，孩子们会对生了自己的代孕妈妈有什么感受。” “戈隆博克说。从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预期父母和代孕妈妈都为他们所建立的家庭感到开心，孩子们既没有因为他们的非传统的出身而感到痛苦，也没有感到不安。她最近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是基于对14岁孩子的采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年龄较大的孩子进行过调查研究。
“到目前为止，代孕出生的孩子还没有太多的声音，”Louisa Ghevaert说，他是一位多年来专门研究生育和家庭法的律师，也是SUK代孕改革工作小组的另一位成员。”再过二三十年，我们才会真正知道代孕对家庭意味着什么。”
与Gamble不同的是，Ghevaert并不认为现行的法律被破坏。”目前，各国的代孕法律是拼凑的，存在着很多混乱有陷阱的情况。预期父母在各国代孕都需要非常谨慎地进行，尤其是在他们去海外代孕的情况下。” 但是，她补充说：”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应该有一场非常大的变革。”
接受SUK调查的人同意：他们对授予父母令的方式感到满意，但希望这一程序能够提前，以便在孩子出生时就已经承认预期父母是合法的父母。他们希望单亲父母和与代孕出生的孩子没有遗传关系的准父母可以申请亲权令。而且他们认为应该允许代孕机构为代孕妈妈做广告。但最关键的是，大多数代孕妈妈和预期父母表示，他们希望利他主义仍然是代孕法律的基石：没有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的代孕合同，没有代孕妈妈经纪人，没有过多的费用。
商业代孕增加了代孕成本，这让娜塔莉-史密斯（Natalie Smith）感到担忧，她认为很多人事实上无法通过商业代孕生育孩子。更令人惊讶的或许是，英国代孕妈妈对获得代孕报酬的想法有多么强烈的抵触。她们不希望有人应为获利而代孕。并且拿到钱的不会是代孕妈妈，而会是律师和代孕机构。他们认为付费代孕会让代孕妈妈被污名化为 “卖婴儿的人”。
正如弗兰奇所说：”在商业代孕中，很多预期父母往往在还没到真正开始代孕的时候，就已经为一轮又一轮的试管婴儿支付了勒索性的费用，然后不得不让律师介入……他们已经受够了。”
Ghevaert说，“代孕立法的目标是保护代孕过程中的每个人。”英国代孕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是一个充实精神世界，创造生活的方式，”她说。”代孕可以是家庭希望和梦想的实现方式，是一种利他主义的体现，代孕可以得到一个有生物遗传关系的孩子。”
“我的女孩们在15岁的时候可能都不会觉得代孕是一件大事，”史密斯说，”但她们可能会思考自己的出生。而且，如果她们思考代孕，可以坐下来和珍妮谈谈为什么通过代孕的方式生下自己。我的女儿们将从他们的出生故事中得到的是爱和友谊。她们的故事是她们可以骄傲的。”
– 出于隐私，本文中有些人的名字已经被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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