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代孕法律

40岁的克里斯蒂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奔波于一个又一个的医疗机构；医生给她注射激素，她做了卵巢穿刺，她还吃了引发偏头痛、呕吐和情绪失衡的药片。当医生再次告诉她，这一切都没有用时，她哭了-她还是没有怀孕。

关于这个在1月份生下双胞胎的女人，Cristina知道的几个事实是：她的名字、年龄、国籍（阿尔巴尼亚）以及她已经结婚，有自己的两个孩子。”你真的需要勇气，才能为另一个人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补偿金是否真的能覆盖所有费用……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善意的成分，让她们冒着这样的风险帮助别人。”Cristina说。

克里斯蒂娜与代孕妈妈的接触有限。她只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去年2月在希腊塞萨洛尼基市的法院，她们在那里启动了代孕项目的法律程序。第二次是在妇产医院，也就是当宝宝出生的时候。代孕妈妈放弃了对她所怀孩子的所有权利。宝宝的合法父母是克里斯蒂娜和她的丈夫大卫。

每年都有数百名西班牙人在国外代孕生子。在西班牙，代孕是不合法的，所以想代孕的人必须到国外去。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会与不知道是否可靠的代孕中介公司合作。中介机构为了盈利，会雇佣愿意代孕的女性，将他人的胚胎移植到子宫里，并承诺产后放弃孩子的权利。

这些做代孕妈妈的妇女一般是来自比西班牙更穷的国家。在整个过程中，这些充满希望的父母被迫在一个有利可图的不透明行业中穿行，而这个行业往往在合法和道德的边缘运作。在这个时代，代孕是全球性的，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全球观点各异的辩论-即是否应该对代孕进行监管。如果需要，如何监管。

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估计，每年全球范围内有超过2万名儿童通过代孕妈妈的孕育出生。据西班牙一些机构估计，在西班牙有800到1000名通过代孕出生的儿童与西班牙父母长期生活在一起，但缺乏西班牙官方数据。不过，西班牙人进行的国际收养是有数字的，这些数字已经从2004年的5541人下降到2015年的799人。西班牙卫生部表示，造成这一下降的原因有几个，包括原籍国对儿童的保护更好。

然而，如果估计正确的话，全球范围内的国际代孕的受欢迎程度已经超过了国际收养。与平均需要8年时间的国际领养流程相比，那些想要成为父母的人选择更快捷的代孕。例如在乌克兰或俄罗斯支付4.5万至6万欧元，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支付高达12万到16万欧元。

每个国家对于代孕都有不同的立法。例如，乌克兰只允许已婚异性夫妇合法代孕。在加拿大、英国和葡萄牙，只允许利他代孕，也就是说，代孕妈妈不能获得经济利益。而后两个国家只让国民使用代孕。印度曾经是世界性的代孕目的地国，但现在禁止了外国夫妇的代孕，而且印度新的代孕监管法律将把商业代孕定为非法。墨西哥也是如此，尤其是塔巴斯科州，虽然没有彻底禁止，但也立法限制了代孕。

对剥削的恐惧也使泰国限制了商业代孕。2015年，在 “Baby Gammy “的新闻登上头条后，泰国政府将代孕限制在泰国公民范围内。在“Baby Gammy”案中，一对澳大利亚夫妇雇佣了一名泰国女子来怀他们的双胞胎。但当他们发现双胞胎中的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时，为时已晚，无法进行人工流产。澳洲父母来接孩子时，只带走了没有唐氏综合症的那一个，留下了另一个孩子。几个月后，人们发现，澳大利亚父亲是一个被定罪的儿童性犯罪者，1997年曾入狱。

泰国的“Baby Gammy”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代孕妈妈和她们所怀的孩子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种缺乏保护的情况为那些认为应该对代孕进行严格监管的人提供了论据。

在西班牙，代孕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在西班牙各政党中，只有在国会中存在感排名第四的Ciudadanos（西班牙公民党）公开表明了立场，那就是规范利他代孕行为。

“避免代孕被滥用的最好办法就是立法和监管。这就像器官移植一样–立法和监管可以摆脱器官贩卖。”支持代孕的协会（Son Nuestros Hijos）主席Pedro Fuentes说到。该协会汇集了大约400个家庭的意见。Fuentes是一名妇科医生，和丈夫一起，他也是一名6岁男孩的父亲，这名男孩由美国加州的一位代孕妈妈所生。当他讲述自己如何与代孕妈妈相识，以及他们之间建立的温暖关系时，她变得很激动。他说，她自己的道德规范也指导了整个代孕过程，因为她决定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代孕妈妈来帮助一对同性恋夫妇。

该协会本身有一套道德准则，建议不要相信 “那些不让你见代孕妈妈、无条件包成功、信誓旦旦保证你什么都不用担心的机构”。另外，他们还建议父母预期与已经生过孩子的女性合作。Son Nuestros Hijos协会还提出了利他代孕的理由，但也对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持开放态度。

“有必要认识到怀孕给母亲带来了什么。代孕妈妈在怀孕期间需要穿上孕妇服，失去做其他事情的机会……支付的费用应该足够，但也应给多达十几万欧元，以避免产生推波助澜的效果……我们认为代孕可以由一个国家层面的委员会制订规则和监管。”

协会问道：”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说代孕妈妈被剥削？你给她钱的时候还是不给她钱的时候？”

艾丽西亚-米亚雷斯知道自己的立场。她是一名哲学教授，也是女权运动 “No Somos Vasijas “的发言人。”No Somos Vasijas “的英文意思是 “我们不是容器”。它创建于2015年，当时的辩论进入了政治领域。”我认为，任何人最强烈的愿望之一就是希望有孩子。社会上有一些情况：没有子宫的女人，也许是因为她们得了癌症，还有不能生孩子的同性恋夫妇。我怎么会不理解他们的沮丧和痛苦呢？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欲望放在权利之上。身体是不可以买卖的，”她说。

在各种代孕中，利他代孕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也可能是模糊的。
“我们知道，出于利他主义目的而允许的国家无法阻止生育旅游，也无法避免桌下支付。”她补充道。对她来说，最好的选择是简化收养程序，”人们可以验证监护人是否合适。在代孕中，预期父母几乎没有任何条件过滤。”

欧盟议会的议员佩特拉-德萨特（Petra de Sutter）是辅助生殖领域的专家。2017年10月，她为欧洲委员会47个成员国撰写了一份关于代孕的报告，最终欧盟议会投票反对她提出的制定代孕相关国际准则的建议。她认为，商业代孕应该受到限制，只允许在利他代孕的情况下进行。”在比利时，我们在这方面有20年的经验。代孕不是为了赚钱目的而进行的，且不允许外国人代孕，并且每个代孕需要经过道德委员会评审，必须遵守一些标准。她说：”例如，这类情况下的代孕则是可以的：一个女性想帮助她不能生育的妹妹代孕生孩子。

不过，利他代孕很少，商业代孕在全球范围内约占98%。美国代孕是最昂贵的，但也是最有保障的。在那里，关于代孕的一切都很规范。然而，即使在富裕且有坚实法律体系支持的美国，女权组织也谴责代孕妈妈的弱势。32岁的美国面包师凯莉-马丁内斯，已经生了8个孩子。她自己生了三个，为雇佣她的预期父母生了五个。”我想帮助别人，前两次我与预期父母之间的沟通很顺畅，到现在我们依然保持着友谊。”她在电话里解释道。

她的第三次代孕，也是最后一次代孕是为一对西班牙夫妇。她说起这件事时，声音都变了。起初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他们发现 “我没有像他们想要的那样生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而是生了两个男孩，”她说。”他们开始以一种跟之前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他们不再询问一切如何。我开始担心孩子们，这仍然让我心力憔悴。”她说。她有先兆子痫，这可能意味着严重的并发症。”医生说，我们必须尽快把孩子取出来，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无论是婴儿还是我都会有危险。”

她说，预期父母责怪她早产，他们认为我这样做可以更快地收钱。”当我看到那个男人知道是两个男孩时的反应，我怕他们不要孩子，也担心他们不按约定付钱。不知道他们的宝贝会不会有事，真的很难受。”

最后，这对西班牙夫妇确实把孩子们接走了，但他们仍然欠了代孕机构1万美元。代孕机构的讨债人现在正试图从马丁内斯那里得到这笔钱。据她说，代孕机构说她违反了代孕合同，在没有得到他们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了X光检查，所以他们就不用付钱了–她否认了这一点。将近一年后，她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以为我可以得到代孕律师的保护，但实际上没有。”她说。

有些代孕合同非常长篇大论，里面的条款冷酷又直接。2015年在加州签署的一份合同的其中一页，由一位反对代孕的活动家公布，其中关于 “赔偿（代孕妈妈）因怀孕直接导致的器官损失 “的内容如下：” “切除输卵管或卵巢，赔偿2500美元”，”切除子宫，赔偿5000美元”。合同还规定，如果必要，预期父母而非代孕妈妈可以决定是否终止妊娠。其中还包括，代孕妈妈在怀孕期间不能有性生活，必须呆在加州境内，不能下海游泳，不能摄入糖精。

马丁内斯与反对代孕的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之一珍妮弗-拉尔取得了联系。她领导着加州的生物伦理与文化网络，也是国际平台 “立即停止代孕 “的创始人之一。10月，她在西班牙马德里参加了由天主教基金会Jérôme Lejeune主办的生物伦理学会议。这次会议让对代孕持不同看法的群体聚集在一起。

Lahl在回应监管会阻止虐待的论点时，使用了讽刺的方式。”我们知道，有一个器官黑市，或者人口贩运网络… 所以我们应该打击黑市以保护人民。” 她也不相信利他代孕是一种选择。”想想实际上有多少女人愿意为一个陌生人怀孕。” 她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法律允许利他代孕，但允许预期父母补偿代孕妈妈怀孕产生的费用。她说：”这里面有很多漏洞。”她补充说，如果一个女性为亲戚做这件事，情况最终可能是 “一场灾难”。

在选择代孕妈妈的国家时，预期父母的预算是一个重要的限制，而代孕中介公司也知道这一点。24岁的迪达克-桑切斯（Didac Sánchez）领导着Subrogalia，这是一家西班牙代孕机构，总部在巴塞罗那。她说：“在代孕之都基辅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限制”。

“我会给你推荐最适合你需求的国家。如果你是异性恋，我会告诉你去一个地方，如果你有HIV，我会推荐另一个地方。无论如何，我会让你梦想成真。”她说。这个代孕机构（Subrogalia）在几个国家都有办事处，他们刚刚在希腊开了一个新的办事处，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国家，因为它是欧盟国家，而且必须由法官授权才能代孕，这让预期父母感觉更有保障。她坚信，今年是在希腊开展业务的第一年。”希腊将成为美国的真正替代方案。如果能花6.5万美元代孕，那为什么要花12万美元？”

桑切斯说，她的客户不仅是西班牙人，她的客户还来自中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至于代孕妈妈，她解释说：”我们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招募代孕妈妈。在乌克兰，你可以在媒体上做广告。与其刊登可口可乐的广告，不如刊登一个代孕妈妈的广告。在希腊，有一些诊所可以直接把代孕妈妈带到你身边。”

对于Cristina和David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他们通过Subrogalia完成了整个代孕过程。即便如此，至少有三个家庭起诉该代孕公司违约。”我的一些客户代孕到2030年来代孕，”律师Joana Marín说。”当他们到达墨西哥时，他们发现这些胚胎甚至还没有从西班牙送过来。”

一心求子的预期父母面临的另一个风险是陷入围绕代孕的官僚主义。目前还没有关于代孕的国际法律框架。2015年，欧洲议会谴责了这种做法，因为它 “损害了妇女的人格尊严，因为女性的身体及其生殖功能被当作商品使用”。目前，只有海牙会议（多国国际法组织）有一个专家组在分析建立代孕共同框架的法律可行性。

来自西班牙的43岁公务员何塞-博拉罗，他已经开始了一场法律诉讼，要求承认他在墨西哥塔巴斯科州出生的两岁儿子是西班牙公民，是他的合法儿子。如今，就法律而言，这个男孩是墨西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