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很多地方，代孕，特别是商业代孕，总是伴随着很多争议和责难。而这些责难的关键点都在于“伦理”和所谓对贫穷家庭女性的“剥削”上。然而，代孕真的就是有钱人剥削弱势家庭的工具吗？事实上，在以色列，代孕给世人展现了完全不同的图景。以色列代孕正救赎了无数绝望中挣扎的家庭，给了那些困境中的人们继续生活的信心、希望和勇气。
在以色列，越来越多的母亲和代孕妈妈为已经去世的人生下孩子；而对于逝者的父母，他们是否有权在儿子去世后用他的遗传材料延续家族血脉？
四年多前，以色列代孕妈妈利亚特·马尔卡（Liat Malka）进入了焦急的等待：一名素未谋面、已经离世的男子的精子将在培养皿中同她孤零零的卵子结合。这名以色列的幼儿园老师希望通过体外受精的方式，为已经去世的男子代孕一个生命。一个月之后，她的试管婴儿成功了。一个胚胎被转移到了马尔卡的子宫中，她正式开始了代孕历程。九个月后，希拉（Shira）诞生了，这个精心挑选出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意味着“歌颂”与“祈祷”。
现在，希拉会时不时地注视她父亲的照片。她和妈妈还有外祖母住在一起。在希拉的成长过程中，一直能看到这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咧开嘴巴冲着她亲昵地微笑。在她小的时候，还经常叫他的名字“巴鲁克（Baruch）”。最近，马尔卡一直在试图让她改口叫爸爸。“他笑得多好看啊，这是爸爸。”二人站在照片前，马尔卡温柔地对希拉说。
过去二十年间，全世界遗腹生殖（posthumous reproduction）案例的数量虽少却在稳步上升，其中通过代孕方式生下遗腹子的案例显著增长。在这种代孕产子技术支持之下，男性们可以通过在世时捐献，或去世后提取等方式留下遗传物质，再通过代孕延续自己的血脉。专家们预测随着代孕的流行，以及与传统异性恋家庭（双亲模式家庭）相悖的“另类家庭”逐渐被接受，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以色列这一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国家拥有全世界最高的体外受精技术（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平均使用率，它为这种新型的家庭的代孕产子创造模式提供了实验室般蓬勃的发展环境。
以色列政府掌管着以色列试管婴儿和以色列代孕相关的政策和资金，政府也有权决定谁有机会参与到相关项目之中。现如今，所有未满 45 周岁的女性都能获得无上限的资助用以在家抚养至多两名婴儿，并且她们可以使用已故配偶的精子完成受孕。但是，当逝者的父母为了延续后代而要求实施遗腹生殖时，事情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裁决。在过去的十年间，复杂案件不断出现，其中牵扯着不同类型的遗愿和利益纠葛。法学专家和拉比（rabbi，指受过正规宗教教育，在犹太教会中担任精神领袖和宗教导师的人）担心遗腹生殖会侵害未出世孩子的权益。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专家们担心随着这种技术在全世界的流行，政府监管和医疗管理的不足将难以面对其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马尔卡在 35 岁时从医生那里得知自己的卵子“供应”严重不足，正是那时她发现了这种技术。她在精子库中搜寻着匿名捐献者，但迟迟未定，她内心十分困扰，孩子将来可能要面对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问题。她还担心在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她的孩子可能在将来会有与某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相识甚至相爱的风险。
最终，马尔卡在 YouTube 上看到了茱莉亚和弗拉德·波兹南斯基（Julia and Vlad Pozniansky）发布的视频。这对夫妇正在争取法律许可，希望捐赠出 25 岁儿子巴鲁克的精子（在他因癌症去世前的几天被冻存）。因为他在一份“生物学遗嘱”（未经正式法律程序认证的生前遗留信息）上详细地描述了他的遗愿：保存自己的精子，用它来孕育一个新的生命。
马尔卡在法律援助组织的帮助下和波兹南斯基夫妇见了面。三个人开始准备签署协议，让马尔卡可以用巴鲁克的精子受孕。为了防止未来可能产生的纠纷，马尔卡将金钱排除在协议之外，允许希拉的爷爷奶奶至少三周进行一次探望。经历了为期一年的冗长手续，以及对巴鲁克生物学遗嘱有效性的持续争论后，法院最终批准了他们的请求。2015 年，希拉诞生了。
马尔卡回忆道，在怀孕期间她才感受到了真正的现实——她感受到了法律协议条款的严酷性。“我意识到波兹南斯基夫妇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她说，“我告诉他们，请给我些时间。”直到希拉出生后，马尔卡才开始将他们接纳为家人。
希拉的祖母——茱莉亚·波兹南斯基则认为，与体制和法律的抗争是完全值得的。她认为他们的案子受到了媒体广泛的关注，证明了遗腹生殖不该被看作是科幻小说中虚构的内容，而应该被当成是一项需要广泛支持的技术。她说：“如果我们不向前迈进，如果我们说‘不，这不被允许’，那么奇迹永远不会向我们敞开怀抱。”
在以色列，试管婴儿技术（或称体外受精，IVF）是一个罕见的几乎所有阶层都会全力支持的话题，无关信仰或性别。“这个国家的人们强烈希望新生命的诞生。” 茱莉亚·波兹南斯基说，她和丈夫还有两个儿子在几十年前从俄罗斯搬到了以色列。失去巴鲁克后，她在55岁的时候通过IVF技术利用捐献的卵子诞下了另一个儿子。和很多以色列犹太人一样，在经历大屠杀和千年磨难后，波兹南斯基把繁育下一代看成是一种弥补人口损失的方式。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遗腹生殖案例就已经出现。2002 年 8 月 20 日，上士基万·科恩（Keivan Cohen）在加沙地带（Gaza Strip）执行军事任务时被一名巴勒斯坦狙击手射杀。他的母亲瑞秋（Rachel）联系了帮助过马尔卡的律师，她用尽十年时光只为争取一次机会，希望用儿子的精子让一名家族选中的女子受孕。
2007 年，法院做出了判断：基万·科恩确实曾想要个孩子，虽然他并没有留下书面遗嘱，而且并不知道父母会为他安排谁作为孩子的母亲。2013 年 11 月，一位单亲妈妈诞下了一名父亲在 11 年前就已去世的女婴，这个孩子正是科恩的合法后代。这一判决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2009 年，另一名已去世的 22 岁癌症患者的口头生物学遗嘱被法院承认。2011 年，该法院认可了巴鲁克·波兹南斯基写下的生物学遗嘱，现在他的女儿希拉已经三岁了。
和冗长的法律程序相比，取得逝者的精子显得极其简单。在死后的 24 到 36 小时内，死者的精子都能保持活性。医生说，在某些罕见情况下，它们的活力可以保持 72 小时之久。对于用人工方法维持生命的病人，医生们可以利用电击刺激病人射精。在其他情况下，医生还可以将针头刺入睾丸中，通过活检的方式取得精子。他们也可以移除整个睾丸，提取其中的精子，或将这些材料冷冻起来以备后续的提取工作。
以色列代孕逐渐被人们接受
在所有环节中，“精子的来源是最不成问题的，但情感、社会、伦理和法律等问题才是关键。”时任特哈休莫医院（Tel Hashomer Hospital）精子库男性生殖中心主任的伊高尔·马贾尔（Igal Madjar）表示。
由医生、哲学家、律师和拉比组成的委员会在官方指导意见中对遗腹生殖做出了具体建议，随后这份文件由以色列的司法部门批准发行。生物伦理学家拉维茨基（Ravitsky）也参与了指导意见的制定。她回忆道，几乎所有人都达成了共识，该项技术应当被允许继续进行。
司法部委员会创立了一个两步走的程序，“死后取精”的操作一般能够被“放行”，但这些遗传材料的使用问题需要留给未来的法院定夺。此后，官方再没有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提供确切的行动方针。
从那以后，针对遗腹生殖的立法沿革变得不再顺利。直到今日，以色列法院也没能清晰地回答来自伦理学家的问题：“为了满足成人的愿望，不计方式和代价创造一个孩子是符合伦理的么？”因为实施遗腹生殖和代孕产子的权利并不掌握在死者父母手里，他们的某些特殊需求会制造出一些难题，让法庭在维护未出世孩子的权利和执行遗腹生殖法令中左右为难。
2017 年，一名法官推翻了另一名法官的判决，拒绝一对父母利用他们去世儿子的精子创造一个新的孩子、并将他作为自己的子女抚养成人的请求。尽管法庭认同逝者的遗嘱以及这对父母想要完成儿子遗愿的渴望，却依旧坚持“父母不具有处置亡者精子的权利”，并且宣称批准这样的案件将会对孩子造成潜在的伤害。国际人类生殖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Human Reproduction）的主席约瑟夫·申克尔（Joseph Schenker）赞成该判决。他认为“人为创造出的孤儿”有可能会在将来给孩子带来身份认同危机。他说，问题就是社会并不知道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小孩“一旦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只是某人的复制品，将作何感受”——以色列的法官在过去管这叫“为死者设立的活体纪念碑”。
代孕律师艾利特·罗斯布鲁姆曾和美军上层进行沟通，其提倡为冻存精子和卵子创造一个补贴体系，该系统于2016年通过审核。
尽管个别案件偶尔会被法庭驳回或延迟审理，但专家们表示，总体趋势依然向着允许代孕产子的方向发展。虽然目前法国、德国、瑞典都选择了禁止代孕；而其他国家，比如爱尔兰正在制定法令允许它的实施。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下，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仔细思考，比如继承权以及孩子的抚养需求等。
专家们同时也发出了警告：不完善的立法把这个问题遗留在了一个十分危险的状态。在美国，由于联邦或州缺乏足够的监管，已经将每年数十亿美元的生育产业推向了一个亢进的商业轨道，违法犯罪一触即发。美国生殖医学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伦理委员会借鉴了以色列的指导意见，比如伴侣权利优先于逝者父母，并且在实施人工受精前需要有一段等待时间。但由于该领域内的法律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因此实施起来也很困难，已经出现了几起父母利用去世孩子的遗传物质创造孩子的案例。
健康和安全因素同样需要考虑。在美国，临床上对于如何获取死者的精子和卵子并没有统一的操作规程。而且，纽约大学朗格尼健康中心（New York University Langone Health）医学伦理学部的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说，他认为现在进行的临床研究还不足以证明遗腹体外受精对病人是无风险的。“我们没有关于精子活力的长期记录，我们不知道等待 5 小时和 15 小时相比，它们是否更加健康。”卡普兰说，死后取精是件“令人困扰的事。”
回到以色列，利亚特·马尔卡说尽管面临那么多的风险，她和希拉现在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希拉从幼儿园放学后，她们俩经常会去海滩散步或是在客厅里随着希拉最喜欢的音乐起舞。“只有我和她，做我们喜欢的事”。她感到十分欣慰，马尔卡知道自己和巴鲁克·波兹南斯基做了一件美好的事，“创造了一个快乐的人。”她这样说。有一天希拉将会明白，巴鲁克曾一直盼望她的到来，马尔卡说：“我会告诉她，爸爸就在某个地方，注视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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